我为罪犯打赢借贷官司

为罪犯打赢借贷官司

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 杨红良律师

尽管对律师职业的性质和定位一直讨论不断，但是，在法律的框架内尽力为委托人的合法权益服务，应该是律师第一位的职责。近日，我为一名罪犯代理了一个民间借贷案件，并且取得了胜诉，于是这种体会更深了一层。

我方当事人是一名“80后”，于去年因诈骗罪被判刑五年，关押于提篮桥监狱。今年3月，他被原告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至法院，要求他偿还借款35万元外加1万元利息，共36万元。对方的证据材料是我方当事人出具的借条一张，上面用手写体写明了去年某一天一次性从原告“借到”这些现金，也约定了这么多利息，落款也清楚。

我接受了被告的委托。第一次开庭在监狱里进行。案情似乎很简单，原告和他的代理律师表现得胸有成竹，表示证据充分，借债应当还钱。穿着号服的我方当事人确认借条上的笔迹是他亲笔所写，但他表示事实上的借款并没有这么多，只是当初他因“拆东墙补西墙”急需用钱，所以在只有前后几次共借得原告18万8千元的情况下，按照对方的要求写下了这张35万元本金外加1万元利息的借条，另外，原告当初也曾就这笔钱到公安局报过案，但没有被认定是刑事案件。听他如此陈述后，我在庭审过程中注意了抓住细节问题向原告发问，就当初借款的具体时间、地点、钱款的包装等提了一系列问题，对方对答如流，似乎没有漏洞，我们提请法庭全部记录在案。

由于案情事实没有调查清楚，法官宣布择日再次开庭。我当庭向法官申请了调查令，争取在下次开庭前有限的时间里，对我方当事人所涉刑事案件侦查阶段的相关侦查材料进行调查，得到了法官的同意。

带着调查令，我来到了某区经侦支队，找到了当初的经办警官，得到了他的接待和配合。在厚厚一本卷宗里，我翻到了原告当时报案时在经侦支队里的陈述笔录。仔细看后，我终于发现他所说的借款时间、地点和现金的包装等细节和他在法庭上的陈述有明显出入，特别是对所谓的一次性给35万元现金的地点，前后两次说法完全不同：一次说是在被告的家里，一次则说是在被告单位里。对这些于我方当事人有利的信息，我都作了详细的摘抄。

第二次开庭还是在监狱进行。面对我方提供的调查材料，对方显得有些局促不安，表示时间过去长了，地点搞错也完全可能，这不应当成为否定借款的理由。我则针锋相对地提出辩论意见：第一，如果一次性借35万元现金，且前后都没有其他如此巨额借款的话，作为出借人的原告对交付现金的地点记不清楚，不合常理；第二，现在金融服务发达，存折、银行卡普遍使用，私人间将巨额钱款以现金的方式出借给对方，同样不合常理；第三，原告除了这一份借条，没有其他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笔借款的客观存在；第四，我方当事人曾骗取多人钱财，诈骗对象中有自己的同事和朋友，为了遮掩诈骗目的，我方当事人急需用钱来偿还前期借款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在原告的要求下将前后几次共18万余元的借款写成总额36万元，具有相当的可信性。

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审理，法官最后当庭作了口头宣判：原告虽然手持被告借款35万元本金外加1万元利息的借条，但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该笔借款的存在，且对关键事实原告陈述矛盾，故对该笔借款的真实性不予认定；鉴于被告认可曾向原告几次借款共18万8千元，法庭予以认定，故判决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18万8千元，对原告的其余诉讼请求，不予支持。我看到，听到判决后坐在不锈钢栅栏另一边的被告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接到书面判决书后，双方都没有上诉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09年11月7日

本文发表于2009年12月22日《联合时报》A3版。